在刚刚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这部讲述老年人爱情故事的电影作为开幕影片进行了首映，引爆了口碑，“自来水”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谁说老年人的爱情故事没人看？”

这也正是韩延想要跟观众一起探讨的话题——当我们老了，还有爱的能力吗？

“我爱你！”

(资料图)

关于爱情，对于情感表达含蓄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只有年轻人才有勇气说出这句话。但韩延不这么想，他希望通过老年人对于爱情的表达和诠释，传递更多的想法。

《我爱你！》改编自姜草的同名漫画，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部翻拍该漫画的电影，而且取得了不错的口碑。韩延选择再次改编这部漫画，却并不是简单地依葫芦画瓢。相反，他早就在脑子里构思好了他想要塑造的人物。令韩延感到幸运的是，自己找到了姜草这部漫画的IP，让他能够通过一些本土化改造，成功地把自己的想法和人物装进这个框架。

韩延说，想拍老年题材的电影，或许来自他对衰老的恐惧。“在我的认知里，我一直觉得我的父母还是中年人。但有一天，我发现他们开始用老年卡，发现他们在退休后衰老得特别快，我突然意识到我变成了那个中年人，我也似乎看到了自己马上要老去的样子，所以对衰老就有点恐惧。”

常为戒是这部电影里的男一号。韩延说，这个人物已经在他脑子里生活了三四年。他是一个生活方式有点不走寻常路的老人。寻常的生活里，许多老年人退休了就是在家带孙子，或者在楼下跳跳广场舞，到公园里遛遛弯。但常为戒不是这样的，他会常说时下最流行的语汇，会把两条胳膊伸过头顶比一个爱心，还会用手机打游戏，随身带着一条“麒麟鞭”走到哪儿甩到哪儿。

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几年前韩延在麦当劳里看到的一位老人。他留着花白的长头发，穿着一身皮衣，非常潇洒的样子。他每天早上来麦当劳，但不吃麦当劳的食物。他总是拿着油条，端着豆腐脑，随身带着一小瓶二锅头，在麦当劳里吃完就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年人，但我觉得他活出了跟我们刻板印象里的老年人不同的样子，于是我就一直在脑子里想象他的故事。我想拍一部电影，讲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老年人的故事。”

常为戒身上投射了韩延对于自己年老时模样的想象。“我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老年人是不是可以活得不那么千篇一律。我觉得许多老年人的生活看起来是在安享晚年，但他们的心门却关闭了，这是特别可怕的。我选择常为戒这样一个人来做男主角，然后让他突破现实中的重重束缚，像年轻人一样去爱、去表达，去说出‘我爱你’，这可能就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传递的一种情绪吧。”

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常为戒的车里坐着他心爱的女人李慧如，两个人因为现实的羁绊爱而不得。一次，他们的车停在一个路口，路边的一片绿地上一对新婚夫妇正在举办婚礼。随着新郎和新娘说出“我愿意”，常为戒和李慧如也用一种更为冷静和笃定的语调说出了“我愿意”。韩延说，在还不知道要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的时候，这一幕就已经在他脑海里酝酿很久了。

老年人还能谈恋爱吗？老年人的爱情是什么样的？韩延说，每个人都年轻过，但作为中年人的他，却难以体会真正的老年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为了搜集素材，他尝试做了很多采访，但结果都大同小异，老人们都不愿意说出家里的困难和自己的情感状态。他也看了很多纪录片，也都收获不大。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最终，人物塑造只能靠平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的想象来完成。

他以李慧如这个人物举例。李慧如的原型是他在一个游乐园里观察到的一位老太太。她陪着孙子在游乐园里游玩，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却完全与游乐园的氛围格格不入，这让她在那样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突兀和孤独。那一天，韩延跟在这家人身后观察了许久，最终塑造出了电影中的李慧如。

“老年人之间的爱情，夹杂了很多复杂的东西。”韩延说，“衰老的标志就是荷尔蒙衰退，不想爱了，我觉得这个现实是很可怕的。所谓的黄昏恋，其实不仅仅是爱情，还包含着你想找个人陪伴，消除你的孤独感，也包含了一些友情，是很宽泛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老了，是不是就没有爱的能力了，但我们的生命还在延续，如果我们的心关闭了，那么是不是老去比死去更可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者说电影里表现的爱情只是一个载体，它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我想探讨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还有没有精力和勇气敞开心扉去做很多年轻时会做的事，就像电影里常为戒说的，‘只要还没蹬腿就得继续造’，这其实是我特别想表达的核心和主题。”

这个主题不仅是表达给老年观众看的，也是给许多年轻人看的。“我觉得现在有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虽然拥有一副年轻的躯壳，但灵魂已经老了，进入了未老先衰的状态。有的年轻人太精于对现实的计算，比如说我结了婚，房子和车子的负担怎么解决，我生了孩子，养育的压力怎么解决，这些现实的困难已经让他们不想谈恋爱了，他们的激情好像比老年人消退得更快，这是值得警醒的，也是我通过这个电影想要提醒大家的。“韩延说。

但是老年人的爱情也潜伏着许多“鸡飞狗跳”，比如现实生活中，一对老年夫妻，其中一位往生了，留下来的一位想要找一个老伴，往往会受到子女的干预，甚至牵涉到类似财产怎么分割这样的具体问题。韩延就曾经观察到，两个年轻人在一个餐厅替双方的长辈相亲，他们首先拿出来的是老人的体检报告，然后“讨价还价”，其中一位要求对方把某种手术做了，才能接受“在一起”的可能性。他觉得这样的现实很无奈，甚至很荒诞。“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坚决不能把这个电影拍得老气横秋。”

事实上他做到了。在《我爱你！》里，他巧妙地淡化了这些现实中的鸡零狗碎，把老年人之间的爱情表现得更加跳脱，更具诗意。“现实是一地鸡毛的，但我不希望电影呈现出的爱情和生活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实中的许多尴尬和困境已经在社会新闻里表现得很充分了，但电影不是社会新闻。我们不能用电影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可以用电影提出一些问题。”

韩延在《我爱你！》里设置了另一段情感关系——山哥和欣姐。

山哥和欣姐有儿有女，从陶瓷厂下岗后，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然而欣姐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病发时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得人。有时候山哥出门做事，回家却发现老伴不见了。

山哥和欣姐的儿女也是他们生活中存在的一种“甜蜜的困境”。每个儿女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父母的冷漠和疏离，更加突显出老两口的孤独和窘迫。这样的困境，让电影显得更有社会现实意义，也更加厚重。

养老尽孝，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韩延说，他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呈现，并没有谴责电影中山哥儿女的意图。相反，他认为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千家万户，他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孝顺的。他把现实生活中的自己置身其中进行思考，履行赡养的义务不是管吃管住就行了，作为子女，你给父母提供了什么样的陪伴，这样的陪伴是否足够、是否是他们想要的……这些都是他希望通过电影和观众一起探讨的问题。

然而在电影里，山哥和欣姐最终选择了主动结束生命。韩延认为，这不叫“终结”，而叫“重生”。“ ‘离开’这个决定，是这两个人物经历过他们所处的一切之后，生长出来的一个决定。我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看起来很残酷，但我觉得如果理性地分析他们所处的困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尊重。”韩延说，“我觉得电影里也需要有人这么去做，才能揭示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也才能让常为戒从这样的现实中获得更多体悟，从而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也希望这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启发。”

电影里还有年纪更长的仇老师和她所爱的陈校长，以及常为戒的孙女与男朋友的爱情关系。这两段爱情，进一步丰富了爱情关系的多样性，拓展了爱情关系的维度，也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折射出更多的社会现实。

电影里多次出现了大象的意象，这也让电影更具诗意。韩延说，与其说大象是一种隐喻，不如说它是一种明喻。“我觉得大象有一种人类没有的生存智慧，它知道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哪里，但它不会惧怕老去，它启发了山哥，让他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更有勇气，更能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四位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让《我爱你！》的艺术品质有了更多的加持。韩延说，四位艺术家的表现，帮助他补足了对于老年人的想象和理解。“他们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年纪的人的生命力和活力，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工作的理解，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启发。”

“在拍《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但在拍《我爱你！》的时候，我对老年人的了解是不够充分的。四位艺术家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搜集素材时遇到的困难，因为他们真的是这个年龄的演员，比我更了解同龄人的生活和想法，他们细腻而真诚的表演和表达，在帮我补足前期素材搜集不足这个短板的同时，还赋予了这些角色更大的能量。”

很多年前，韩延曾经创作了一部叫《第一次》的爱情片。在媒体看片会上，坐在观众席后排的他听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和影评人对影片的质疑。后来回想起来，他发现自己当时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生活和了解观众，在创作中更多的是自己对生活和观众的想象。那一次经历，对他的创作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经过这些年，从《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到由他监制的《人生大事》，以及这部《我爱你！》，他创作观念的变化清晰可见。

“这些年我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就是我觉得我终于跟自己和解了，在创作中我不会再把自己放得特别大，我觉得在生活里我就是一个最小的分子，我有幸看到了这些故事，我把它们视如珍宝，就应该把它们表达出来。这一点想明白了，我就觉得生活太浩大了，因为当你敲开每个家庭的门的时候，你进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会发现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都比你编的好。”韩延说。

他关闭了微信的朋友圈功能，转而关注网络上更多普通人记录自己真实生活的短视频，他觉得这让他更加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看每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就好像又交了一个朋友。“现在在自我表达和观众感受之间，我会更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创作一个作品不能只是孤芳自赏，观众能不能看懂，能不能接受作品所传递的情绪，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也是我的创作宗旨里最重要的一环。”

在《滚蛋吧！肿瘤君》上映后，有很多癌症患者来感谢韩延拍出了这个作品。“我觉得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我拍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把熊顿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在精神上帮助了他们。”

这也是韩延拍摄《我爱你！》和帮助青年导演刘江江拍摄《人生大事》的原因。“我拍摄的这些电影的题材其实都并不讨巧，比如在拍《人生大事》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劝我不要去碰丧葬题材，因为中国人是非常避讳这个话题的。但是我觉得社会上需要有这样一部电影，它会引发人们关于这些问题思考。”

有人说，观众对这类电影的接受和认可，说明观众越来越成熟了，但韩延认为，创作者不能因为观众可能接纳不了某类题材就责怪观众不够成熟，而应该反过来想想创作者有没有能力让观众理解这类题材。“观众永远是对的，创作者不能因为观众挑剔就埋怨观众，我们怎么能把中国故事讲得让中国人看得懂，这是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同时他也认为，一部电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它在影院上映的那段时间，很多影片在历经多年后，可能会影响到更多人。

专注于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是业界和观众对韩延的认知。韩延说，并不是他选择了这类题材，某种意义上，是这类题材选择了他。

在拍摄《滚蛋吧！肿瘤君》的时候，接触到了一批患癌家庭，这让他在冥冥之中感受到自己有拍摄这类题材的使命，于是就有了之后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而他不久前杀青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同样也关注的是生老病死的命题。这三部电影，构成了他的“生命三部曲”。

“我拍摄的这些现实题材电影呈现出来都是温暖的底色，但其实我要经历了黑暗，体验了处于困苦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才能真正呈现出这种温暖。我觉得不停地在这类题材里深耕，不能简单地说是跟我的艺术观念、艺术修养相关，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电影真的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到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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